郭小雨:如何在新时代继续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

  • 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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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师、各位领导各位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九州体育入口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硕士研究生郭小雨。今天,我很荣幸能够作为学生代表发言,就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青年学生,如何在新时代继续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谈一点自己浅薄的想法。

早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发扬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严谨求实的优良学风。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明确地把“文风”和“党风”与“学风”联系起来,他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风”。同时,毛泽东对“学风”的外延还进行了扩展:“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由此,“学风”不仅被引申为中国共产党人研究理论问题的文风和学术风气,后来又引申为在知识学习和学术研究方面的精神风尚和思想态度。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就把优良的学风视为保证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条件。

新时代,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关键期,而学风建设则是关键环节,是学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曾强调:“要大力弘扬优良学风,把软约束和硬措施结合起来, 推动形成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营造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 总书记的讲话清晰地表明,学风建设是做好学术创新发展的基本前提和重要根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各项事业创新发展,都必须以优良的学风为基本前提,以科学的学风建设为根本保证。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学风建设的基本内容,其核心是实事求是。作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青年学生,我们更是要坚持基本“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的学风建设原则。将书本所学付诸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中观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我认为,弘扬马克思主学风应坚持以下立场、方法和原则。

首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我们的学术研究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坚持“人民立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

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新一代中坚力量,作为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未来建设者,我们始终不忘“人民立场”,紧跟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及时关注时代新主题及社会焦点问题,并将此作为我们学术研究的根本点和立足点。只有这样,我们未来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才有可能成为造福大众的理论武器,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这一方法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方法以及工作方法,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揭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而在学术研究中,实践是产生学术问题的源,学术成果则是承载学术问题的流。作为青年学生的我们,要遵循知行合一的规律。我们既要学好书本知识,也要将书本所学付诸于实践,处在校园这一象牙塔中的我们,都应当走进广阔的社会天地,多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经风雨见世面,才能辩真理。

最后,要坚持严谨求实的学术创新原则。曾有学者这样说:“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永恒主题,是实现学术价值的根本途径。” 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形成有别于前人的创造性学术观点或理论,因此学术研究的本质在于学术创新,而学术创新则是学术研究的必然要求。作为青年学生,我们首先要有责任意识,因为今后的学术发展任务,终要落实到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学生身上。我们要善于利用社会和学校为我们所创造的良好的学习条件,发挥自身优势,针对新的社会背景提出新观点新问题,实事求守正创新,推动学术创新发展。

作为在新时代成长的青年学生,我们必须要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担当,以推进学术创新和学术繁荣为我们的奋斗目标。从小做起,从我做起,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建设,努力进行学术创新,为专业学科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感谢各位老师、各位领导的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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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星》报创刊号 《红星》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也是党中央直接领导的全面指导红军建设的第一份军报。它于1931年12月11日在瑞金创刊,到1935年8月中央红军主力进入川陕甘地区终止出刊。在近4年的军事宣传实践中,《红星》报聚焦报道重大军事斗争,重视思想政治建军;坚守军事宣传动员的根本,积极服务红军军事文化生活;夯实强化军事宣传动员的基础,全面加强通讯员队伍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军事宣传动员经验。 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建军 共产党领导军事宣传工作的优良传统和基本原则之一是坚持“军报姓党”。思想政治工作是军队建设的灵魂。《红星》报发刊词《见面话》(1931年12月11日第1版)一文,明确将自身界定为“政治工作指导员”和“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的任务。为此,积极宣传党中央路线、方针和总部领导机关的最新指示、命令,灵活指导红军开展军事战斗。通过刊发文件的形式,发表《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明确指出:“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尽管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对遵义会议精神进行公开报道,但是在当时严峻而复杂的党内外斗争形势下,这是需要很强的政治勇气和敏锐性的。更难能可贵的是,这还是目前发现的最早对遵义会议进行宣传介绍和表示拥护支持的红军公开报道。 同时,《红星》报广泛传播红军纪律、党对少数民族群众及其上层的统战政策,先后刊发了系列理论阐释类文章和介绍典型政治工作经验的专题文章,分门别类指导红军开展具体政治工作。该报特设了“党的生活”专栏,发表指导开展党建工作的文章《小组会是怎样开的,应该怎么开?》,介绍党小组如何开展工作、怎样当好党小组组长和支部书记等诸多支部建在连上的政治工作经验,这不仅是对三湾改编以来,特别是古田会议突出革命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和作风的很好继承,而且对加强红军思想政治工作意义重大。 密切服务军事文化生活 《红星》报密切贴近红军官兵的文化生活实际,追求宣传策略多元化,生动报道红军内部的军事文化生活,协助组织开展文化娱乐活动,指导和服务红军军事文化建设。宣传体裁既有辛辣的社论、评论,又有朴实的消息、通讯,也有故事、唱歌、民谣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还有活泼的漫画、谜语,较好地激发了受众的参与热情和持续关注。 《红星》报特设“列宁室工作”专栏,从广大红军官兵文化水平较低的实际出发,指导军队建设列宁室,发表《列宁室的工作怎样做?》,要求列宁室建设“绝对不能只偏于体育运动和娱乐等工作,特别要注意到理论训练和文化教育”。多次刊发《本刊启事》征集红色娱乐素材,设置了“红军歌谣”“红军歌曲”“红军诗歌”等文化建设类副刊,广泛发表征集到的红色歌曲和民间歌谣,刊登与军事有关的测试题目、谜语、武器装备图片、漫画等。此外,报纸还发表了诸多专题介绍文化宣传方法和经验的文章,如唱口号、办墙报、开晚会、作宣讲、猜谜语、画漫画等,大量刊登文艺题材和娱乐题材的稿件,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生动活泼,便于操作和效仿,为部队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和军事游戏提供了宝贵的素材,既十分有助于丰富和提高红军军事文化生活,又增强了报纸的吸引力和宣传效果。《红星》报因而被广大红军战士誉为“良师益友”。 全面加强通讯员队伍建设 据邓小平回忆,他担任《红星》报主编时,“手下只有几个人,很长时间只有两个人”。因此,建设一支来自广大红军的强有力的通讯员队伍十分迫切。《红星》报创办过程中,始终坚持政治家办报,报纸编辑部积极向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约稿,周恩来、王稼祥、洛甫、陈云、朱德、彭德怀等近20位中央和军队领导人是报纸的积极撰稿人,他们阐述中央精神、分析革命形势并提出斗争策略与方法,积极扩大《红星》报的影响力和传播力。通过《红星》报而保存下来中央和军队领导人的大量早期军事理论文稿,为后人开展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与此同时,《红星》报编辑部非常重视培养和拓展通讯员队伍。设置“通讯员”专栏,尤其注重在一般的工农群众中发掘和培养通讯员,建立广泛的通讯员网络,并经常刊登指导和提高通讯员业务工作的文章,以帮助其提高宣传业务工作水平。据《在本报的一周年向我们的通信员说几句话》(1934年8月1日第8版)记载,此时的报纸已有通讯员500余人,骨干通讯员100余人。据《编者的话》(1932年3月23日第4版)报道,“近来收到的稿件颇多”,但是因为报纸版面有限,不能同时刊发,随后将陆续发表,这也从侧面充分说明了报纸的通讯员队伍建设取得了显著效果。更为重要的是,利用通讯员群体这个桥梁和纽带积极密切联系更为广大的读者群体,听取和吸纳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在近4年的军事宣传动员实践中,《红星》报全面深入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在红军内部和农村社会实施了宣传、动员、整合和改造,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指导红军建设,活跃红军生活的阵地,充分发挥了无产阶级新闻舆论工具的政治作用。作为党的军报史上的早期杰出代表,《红星》报为后来党报、军报的持续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办报经验,也深远地影响了延安时期党报的办报原则、办报方针和具体新闻实践,这对于新时代党报军报新闻宣传工作的守正创新和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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